“且说李俊三人竟来寻见费保四个……从太仓港乘驾出海,自投化外国去了。后来为暹罗国(今泰国)之主。”这段文字出自《水浒传》,虽系虚构的北宋故事,却折射出斯时“下南洋”的现实。巧合的是,四百多年后,真有一位华裔“为暹罗国之主”。这个人叫郑信,击退缅甸入侵,统一暹罗,建立吞武里王朝。其父郑镛,又名郑达,就出生于清康熙年间的潮州府澄海县(今广东汕头澄海区)。

红头船故乡

明清两朝,中国人把外洋分为东洋、南洋和西洋。东洋系日本俗称;南洋主要指东南亚;西洋初指印度洋沿岸,后泛指欧美。须加甄别的是,清末出现的,如北洋水师、南洋船政等官称,北洋指渤海、黄海,南洋指东海、南海。

尽管相隔南洋万里,风高浪急,但自秦汉起,中国人的身影就出现于迢递海路之上。到了唐宋,海上丝绸之路臻于鼎盛,中国沿海民间亦不乏移民迹象。海上丝绸之路多为朝贡和官方批准的商贸活动;下南洋系民间依附海上丝绸之路的海路自发谋生,最终演变为大规模的人口迁徙。

当郑和船队的最后一片帆影消失在印度洋,帝国闭上了眺望世界的眼睛,这个时候,山多田少的中国东南沿海居民(浙江、福建、广东)迫于生存、战乱、械斗、灾荒,不得不漂洋过海,前往南洋,或经由南洋去向更远的远方。其中,广东潮汕人数颇众,樟林古港便是主要始发地。

与汕头邮政总局大楼对望的侨批文物馆 摄影 庞勉

彻夜大雨把我困在汕头澄海东里镇的旅馆,明明与樟林古港仅隔马路,却相见不得。听雨点敲打铁皮棚,感觉全世界都在落雨,全世界的河流都在涨溢——包括黄昏时分,我顶着乌云驶过的那条水量丰沛的东里河。

东里河,又称义丰溪。前者因流经民国初年始设的东里镇而得名;后者因流经清代中叶修筑的堤坝义丰围而得名。显然后者古早,更契合潮汕、福建、台湾对江河的传统命名——无论长短,统称为溪。比如韩江昔称鳄溪,为纪念唐代文豪韩愈流放潮州而改名。至今,韩江分泄的三条主干河汊,自西向东,仍名为西溪、东溪、北溪。其中,北溪与南溪(宋代开凿连通北溪、东溪的运河山尾溪)交汇的下游,就是东里河。

翌晨,碧空如洗,我穿过行道树匝地浓荫,鱼一般游进樟林古港。眼前,水面呆滞,南北铺展,不像河,倒像长方形池塘。向南徐行,步道旁隆起发白的断壁残垣,顶端绿草红花,细瞧发现,其内裹人工夯筑的梯形土堆,掺砖夹石;侧面钉牌,题书“古海堤”。简介云:建于清嘉庆年间,堤内是村落,堤外水体为北溪入南海故道。

六千年前,韩江三角洲还是潮起潮落、岛屿点缀的海湾。源自武夷山脉的韩江裹挟泥沙南下,不断淤积、分汊,填海造陆。到宋代,北溪将入海口推至莲花山南麓(今樟林以北),官府办盐场,凿山尾溪,用来运输、灌溉、排涝,阻拦潮汐倒灌、咸潮内侵;始有渔民疍户麇集,“耕田捕海”,村落渐萌。及至明中叶,海盗、倭寇日益猖獗,“无可御堵”。嘉靖三十五年(1556年),众村议定“必合聚筑稍能存生”,经潮州府同意,“移会南面官埔创住”。

这个官埔,即出露的沙洲,“樟林槚楠丛什,可为屋具;四面沟湖深曼,可为备防”,更名樟林。十一年后,隆庆开关,东溪左岸的凤岭古港已经淤塞,不复唐宋风光;而从潮州府城循韩江、入东溪、泛南溪、转北溪,至樟林换海船,是当时最短、最快、最安全的出海航道。“河海交汇之墟”终成樯桅林立、舟楫云集之所。

复行片刻,望见巨型木船泊岸,船头冲外,“风正三帆悬”,却被远处横亘的立交桥截断去路。绕至船头,红漆覆首,正中绘罗盘,定航路、镇水怪;舷侧鼓凸黑白眼瞳,状如鱼目,辟邪指路。这就是广东著名海舶红头船,俗称“大眼鸡”——南海常见鱼类,学名大眼鲷;其最大载重五百三十三吨,乘员最多能挤下一千二百人。

樟林古港里复制的红头船 摄影 庞勉

樟林港在明末毁于兵燹,清初又因朝廷防范郑成功势力,深陷禁海、迁海之浩劫,一度凋敝。直到康熙二十三年(1684年)展海,“商民人等有愿出洋贸易者,呈明地方官,准其出入贸易”,方重焕生机。那时,闽粤洋面不靖,海盗、郑氏余部出没,民船、贼船难辨。雍正继位,谕旨“出海民船按次编号,刊刻大字,船头桅杆油饰标记”。广东在南,五行属火,用色为赤,船头漆红。樟林港“商民纷纷造船出海”,满载蔗糖、铁器、陶瓷、靛蓝、皮丝烟、蚬灰(沉积地层的贝壳烧灰用于建筑)等土特产,每年九、十月,乘东北信风启程至暹罗;次春,在春风中返航,换回稻米、木材,夹带苏木、香料、铅锡等,“米不满五千石,货可值数十万”。

乾隆二十二年(1757年),限定西洋各国在广州“一口通商”,并未影响彼时中国商民与南洋、东洋甚至沙俄的贸易。相反,在进口暹罗稻米纾解韩江流域粮荒的合法名义下,樟林港的中转贸易及直接贸易越做越大。全盛时,拥有数十支船队、数百条红头船,覆盖中国沿海及南洋诸国,赢得“红头船故乡”之誉。而红头船多系华人在暹罗制造,因为当地柚木材质坚实、价宜料优。

与此同时,饥饿的粤东流民一拨拨从这里泪别唐山(粤闽台籍华侨对故土的称谓),坐红头船过番。郑镛就在其中,无异旁人,脸上照样写满前途未卜的惊惶茫然。

前临码头的永定楼,始建于嘉庆七年(1802年),高二层,曾系樟林港红灯航标、水手住宿、水客集散之处,如今被辟作侨批展览馆。在那里,我看见一封平安批写道:“于樟林港登舟,经月余抵曼谷。”

侨批已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。 摄影 庞勉

八街六社

侨批,顾名思义,侨指粤闽籍华人华侨,批指附寄款项的家书。其功能类似邮局汇款单——汇款同时可以简短附言。习惯上,珠江口以西,称之为银信;以东,称之为侨批、番批、批信、批等。平安批,又称回头批,是踏足异国他乡的第一封侨批——报声平安,亲人勿念,并寄回省吃俭用后节余的船费。

旧时,过番人多不识字,所以南洋各埠皆有通晓文墨者代写,一桌一凳一笔一纸,就能招徕好生意。这也是侨批看起来词句驯雅、书法精湛的缘由。

水客,则是专门递送侨批的人。江门五邑、广府部分地区也称其为“巡城马”,形容水客走街串巷、奔波劳碌。多为青壮年男性,略识文字,头脑灵活,口齿伶俐,腿脚利索,熟悉道路。有的还会一点武术,用来防身。

常年往返南洋,水客随身必带水布、长柄雨伞和市篮(后期为帆布袋)。水布又称浴布,五尺长二尺宽,纱制、方格纹、轻薄易干,包头、擦汗、裹物、束腰皆可,是过去广东体力劳动者的标配;过番者也人手一条——近代搭乘洋轮过番,衣物需消毒,过番者用水布遮住下体接受检疫,登船。长柄雨伞除了遮阳挡雨,还能驱虫蛇、防恶犬。市篮也叫角毕,长柄带盖圆身竹篮,可提可挎,存放现钱、侨批;也有过番者拿来保管食品、衣物,“背个市篮去过番,樟林港嘴泪汪汪”。

水客靠同乡、同族营生,在矿山、工地、农场、种植园等地,揽收侨批带回唐山,递送上门。侨眷点验无误,水客代写“回批”(即回执),再回南洋交寄批人。如此一单,佣金为批款的3%—10%,寄批时支付。也有水客免收,将批款购货返乡贩卖得利,或赚取汇差,再送批。每年春节、端午、中秋是侨批寄送旺季(俗称走大帮,余时为走小帮),潮汕乃至闽粤溪头田间总有无数苦盼水客的身影。

不过,水客终属“跑单帮”,风险高、意外多。19世纪30年代后,过番人数渐增,海内外侨批局(亦称批局、银信局、批信局、信局等)应运而生。作为私营金融机构,跨国分号、联营,经办侨批、汇兑业务,延续一百多年。其声势之盛、规模之大、财富之巨,据我看来,未输著名的山西票号。

灯光投照方木匾,黑漆斑驳,仿佛剥落的岁月,“义发祥批局”五个昔日闪闪金字却已黯淡。这块国内仅存的潮汕侨批局招牌,出自揭阳老城。其存续年限不得而知,但下方展陈的“回批”年份“1948”表明,民国末年尚未结业。侨批题材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男主郑木生正是在这一年为避“抽丁”,匆匆告别妻子叶淑柔,只身过番。

新兴街原是货栈。 摄影 庞勉

数十步开外,坐落着与永定楼同时落成的新兴街。只是昔日密布的五十余间两层货栈已被后浪般旧屋淹没,除安平栈、藏资楼等,所剩无几。站在供过番者祭拜的“即南海”观音小庙前,左顾右盼,两端街口一览无余,而背后,是红头船码头遗址。当年装卸的货物,大多进出对面货栈;临港货栈,则皆备后门、小码头接驳。这般精巧布局出自创建人林咸惠,街名牌坊的狂草“紫气东来”,即其墨宝。

林咸惠又名林自湜,家族行五,乡人尊称湜爷、五爷。经营红头船发达后,为父林万达捐输诰授“朝议大夫”。又于新兴街南侧,营造至今犹存的林氏义祖祠、达祖家庙以及三座豪宅“朝议第”,从而重塑樟林港“八街六社”格局。

所谓“八街六社”形成于乾隆年间。确切地说,与郑信称王暹罗后,承认清廷宗主地位,恢复朝贡,鼓励华人贸易、移民拓殖有关。八街指仙桥街、长发街等八条商业街;六社含东、西、南、北四社及仙垄、塘西两社。这里的“社”与粤西的“境”、闽南的“铺”一样,并非官方建制地名,而是明清同奉一方神灵仙佛的村落“联盟”,界域、人口规模相当于如今的行政村。

庇佑樟林港的社神众多,除了观音,还有火帝、三山国王(山神)、妈祖、亥爷(猪神)、伯公(土地神)、佛祖等。其中,祈风护航的风神——风伯为潮汕唯一。在离新兴街不远的塘西古厝建筑群,我找到了它的庙宇。若非门楣上“风伯庙”石匾,眼前就是座寻常潮州大厝:三进两天井、木星厝头(五行山墙之一)、左右火巷。在嘉庆二十四年澄海知县尹佩绅倡建改造前,归垄主(指两条红头船以上的船主)林泮所有。

林泮本是福建莆田茶商,后迁樟林“大办放洋”发迹。有次,他的结拜兄弟林咸惠设宴,因来客太多,借其大夫第招待。自此,留下老话:“湜爷富是富,着个阿泮爷借大厝。”阿泮爷何止一个大夫第?钻过两条小巷,我走进洪氏宗亲会。得知来意,大叔领我转过热闹的牌桌,从后门出去。应该许久没人来了,甬道上了一层青苔的锈。大叔开锁、推门,月洞门已然破败,但依旧精巧的假山、荷塘、亭台,以及石刻“秋水长天”,把我带回古典江南……这就是“潮之名园”西塘,乃清末凭红头船、侨批致富的洪植臣花重金购得,请苏州工匠所葺。其前身,系林泮始建的别墅。

西塘里的“秋水长天” 摄影 庞勉

那个时候,是林泮、林咸惠一生的巅峰。他们与朝廷宠臣蔡新之子私交甚笃;与惠潮嘉道台吴俊的家人何玉林打得火热,经常获赠道台著作、字画;接受澄海知县何青委托,为道台代销货物、借贷银两……

然而,嘉庆十年,一桩大案爆发,惊动朝野。林泮、林咸惠被吴俊捉拿下狱,罪名勾结海盗。皇帝震怒,在广东巡抚孙玉庭的奏折上,批示“问拟斩枭”。林咸惠家族获知,立即派人进京喊冤,揭发何玉林“索钱不遂”,反诬二林;刑部也认为孙玉庭“单衔具奏”未与两广总督会审(时值两广总督那彦成被贬,继任吴熊光尚未履职的空档),程序不合法,“竟似欲灭其口”;皇帝认同刑部意见,谕令暂缓执行。焉知,驿马也不如孙玉庭的刀快,圣旨还在路上,二林头颅已落在地上。

林泮的大夫第也好,别墅也罢,资产通通抄没充公,后来得以拍卖,改建风伯庙、西塘园林;林咸惠家族好歹保住朝议第,却债台高筑,无力再起。而一干案中人的下场:孙玉庭降二级;吴俊降至六品;何青、何玉林发配新疆伊犁,一个流罪,一个为奴。

至于二林是罪名坐实还是蒙冤枉死,真相至今扑朔迷离。但约略可知,当时红头船贸易受到海盗集团威胁和地方官员勒索的双重压迫,走钢丝找平衡的巨富们无论怎样,都将在荒唐黑暗的清廷统治下一败涂地。不争的事实是,此案结后,大批红头船主成了惊弓之鸟,陆续远走他“埠”,为樟林港的衰落埋下伏笔。

捎带几句,西塘芳邻是民国建筑张厝埕老宅,其主人张淑楷旅港从事侨批、米业。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将它设定为叶淑柔搬离潮阳县溪头村后的家,我竖起耳朵,似乎还能听见她背诵侨批的声音:“江海万里,心中念你,便不觉遥远。”而该片女主谢南枝晚年的泰国住所,就取景于走路3分钟的起凤陈公祠,它落成于1921年,由泰国华侨陈欣木寄批兴建。在那里,罹患阿尔茨海默症的谢南枝,讲出令人泪奔的台词:“淑柔姐,我上次(片中四十余年前的情节)寄给你的咸猪肉好吃吗?”

海邦剩馥

又一个早晨,汕头老城人车渐稠。拜过供奉妈祖的老妈宫,我跟随游客,排队跨进对面的老妈宫戏台。说是戏台,实为民国时期改建的戏院,共三层,中西合璧。在小条桌配红条凳的坐席前方,保存着一口明代古井。凭栏俯视幽深,刹那间,我的眼神掉进时空隧洞。

明末,榕江、梅溪等江河带来的泥沙淤积于此,露出内海湾,人称“沙汕”。路过渔民意外发现甘泉,无法理解咸潮盐渍之地何以至此,认为系妈祖所赐,遂筑井定居,始有人烟,并不时祭祀、唱戏酬谢。这才有了后来的老妈宫和老妈宫戏台。及至清康雍年间,官府先后设置汕头口(小税站)和沙汕头炮台,汕头因此作为沙汕头的简称而定名。需要指出,甘泉并非神迹,现代地质学称之为盖本-赫兹伯格透镜现象——雨水渗入地下,形成淡水透镜体,如油珠般浮于密度更大的地层咸水之上。

老妈宫是汕头开篇之地。 摄影 庞勉

咸丰八年(1858年),第二次鸦片战争尚未结束,清廷与俄、美、英、法签订《天津条约》,被迫开放包括潮州在内的十处沿江沿海通商口岸。不料遭到潮州百姓强烈反对,清廷改择汕头。两年后,美国驻华公使华若翰之弟华为士出任潮海关首任税务司,汕头正式开埠,在屈辱与阵痛中,从滨海渔港迈向近代城市。

很快,西方列强的领馆、洋行接踵而来。当第一艘喷吐黑烟的蒸汽轮船驶进内海湾,红头船的命运急转直下,属于它的时代渐行渐远。樟林、庵埠等潮汕古港随之日趋式微,任潮流退去、航道堵塞、海洋梦散……

那个时候,南洋多地被西方列强殖民,亟须苦力开采锡矿、种植橡胶、修筑铁路、挖掘运河。《北京条约》生效,清廷允许华人“情甘出口”。之前,英美等国洋行利用香港、澳门在东南沿海偷偷摸摸地“招工”,彻底公开。开埠未久的汕头,遂为粤东破产农民、手工业者被迫首选的合法过番之地。

然而,名义上的合法,无法掩盖人口贩卖的本质。在洋行眼中,事先签订契约的华工只是嗷嗷待宰的“猪仔”罢了。且不说到达南洋后,形同拘禁劳役的工作。单单海上糟糕的旅途,就是九死一生——外部台风袭击,海盗劫掠;内部船舱塞满,缺食少水,疫病横行,“尸首抛海无人知”,更有甚者,奄奄一息便被丢入大海。

“十去六死三留一回头”,是血泪过番的真实写照。尽管如此,1500多万潮汕籍侨胞仍心系“唐山”,不忘故土。据史料统计,“1921年以前每年寄回批款总有几千万大洋,1921年以后每年超过1亿元(法币),1931年以后一度超过2亿元……1979年,也达9330万美元”。

印尼华侨寄给潮汕侨属的侨批中,夹有一首以“难”为题的七言绝句。 摄影 庞勉

外马路在老妈宫东南划出一道弧线。全长二三公里的它,原系土路,紧贴海岸,1924年扩建硬化,沿途林立德、意、法、日、美等国领馆及潮海关。如今,典雅的欧陆式建筑苍老错落。也许巧合,也许刻意,批局后裔庄世平、饶宗颐倡导的中国首家侨批文物馆竟与清末汕头邮政总局隔路呼应。

拐进外马路呵护的小公园时,天色欲晚。广场溽热未散,人影寥寥。站在中山纪念亭内,四下环顾。五条商业步行街宛如折扇的五根扇骨,井然有序的骑楼跃居扇面。这就是汕头开埠区。在洋行扎堆半个多世纪后,它被1918年潮汕大地震与1922年“八·二”飓风连环重创,墙倾屋塌。

灾后,汕头市政厅(相当于市政府)编制“市政改造计划”,因时局动荡搁置。直到1925年,南洋长大、东洋留学的萧冠英担任汕头市政厅长,参考巴黎凯旋门-香榭丽舍街区,主持修订,方于次年获准。1928年,通过拆旧拓宽、裁弯拉直,开埠区路网呈放射状,条条大道指向码头,面朝大海。

小公园里遍布南洋骑楼。 摄影 庞勉

大批华侨自海外返乡,投入巨资,连片兴建2000多幢骑楼。李伯桓就是其中一位,他的南生贸易公司大楼高七层,带电梯,内置商场、酒店、旅社、西餐室、侨批局,堪称近代早期商业综合体。1934年,在他的募捐倡议下,南生贸易公司大楼北侧的喷水池改建为中山纪念亭,以缅怀孙中山。为与中山公园有所区分,俗称其为“小公园”,渐渐指代整个开埠区。

夜幕从大地升起,风儿吹来清凉,蓝蓝、粉粉的霓虹灯次第盛开,好一派南洋风情。我终于懂得,《给阿嬷的情书》选择小公园作为暹南电影院外景的缘由。

庞勉

责编 杨嘉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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